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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秽之间
作者:赵国强


  妙玉之洁,众所周知,但其“洁”多被人们评价为“洁癖”,似乎不太恰当。因为对贾宝玉,妙玉则愿意让他使用自己平日用的绿玉斗饮茶,这一点并不符合“洁癖”的特征。因为妙玉的高洁是与刘姥姥的“土气”相对应的,她讨厌的应是刘姥姥这位乡下老太太的“秽”。
  然而,作者却用一个情节,似乎是故意“回击”了妙玉的“洁”。就在刘姥姥在妙玉的栊翠庵饮茶之后,贾母二宴刘姥姥,因为她既喝了酒,又吃了许多油腻食物,还多喝了几碗茶,不免通泻起来。作为年迈之人,蹲了半天,等她走出厕所时,“只觉得眼花头眩,辨不出路径”,七绕八拐,竟走进了怡红院。又竟然在“乱摸之间,其力巧合”,打开了宝玉卧室的门,“刘姥姥又惊又喜,迈步出来,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他此时又带了七八分醉,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说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前仰后合的,朦胧着两眼,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等宝玉的丫鬟袭人赶来时,“进了房门,转过集锦槅子,就听的鼾齁如雷。忙进来,只闻见酒屁臭气,满屋一瞧,只见刘姥姥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为了怕人知道,袭人只好“只向他摇手,不叫他说话”,并回来向众人撒谎说刘姥姥“在草地下睡着了”,方才隐瞒过去。
  以刘姥姥的乡下农妇身份,醉酒后竟然鬼使神差地走进 “象到了天宫里的一样”的宝玉卧房,“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把个洁净香艳“最精致的床帐”,弄了个“酒屁臭气”熏天。作者用细致、复杂的笔触,将最洁净与最“肮脏”这一极富反差的人物和环境凑在一起,恐怕并非巧合,应该是要表达某种意义。有人认为,以大观园最洁净香艳的宝玉卧室,“今使一村妪醉卧之,污染之,或有调侃富家之意。”但我认为,作者作为一个落魄的“纨绔子弟”,身处“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环境之中,却用刘姥姥醉酒后的行为调侃自己曾经拥有的雍容奢华生活,似乎有些说不过去,除非他有严重的“自虐”心理。因此,我认为作者在这里也许是要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一个人的洁与秽,是不能以她(他)的身份来判断的,而应当以她(他)的心灵的洁净与污秽为判断标准。这种观点,似乎与作者小说创造期间的身份和生活状况更加符合。
  从作品中看,妙玉虽身入佛门,但无论是在男女情缘还是对世人平等的观念上,都是身心不一的,都没有超脱世俗的情感之上。既然如此,她的所谓“洁”都显得那么的“矫情”,虽然这种“矫情”是她修行过程中的必经阶段。这一“洁”一“秽”之间所要表达的意义,大概就是作者在妙玉、刘姥姥角色和情节上一个特意的安排吧。
  在中国文化中,一个人的真正洁净,往往是指内心的洁净,并且还往往会把精神洁净的人,与外表的不洁甚至邋遢、肮脏联系起来,把得道的人与其身体具有某种残缺联系起来。比如济公,就是一个“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手执破扇,貌似疯癫,举止痴狂、嗜好酒肉的僧人,但邋遢肮脏的外表下,却有着好打不平,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彰善罚恶的美德。即使传说中的仙人,也往往要么癞头、要么跛脚。著名的《登徒子好色赋》,本来是优雅俊美的宋玉要证明登徒子的好色,将其妻子描绘成蓬头垢面,耳朵挛缩,嘴唇外翻而牙齿参差不齐,弯腰驼背,走路一瘸一拐,又患有疥疮和痔疮。就是这么丑陋的妻子,而登徒子却与她生了五个孩子。按照宋玉自己的说法,他被一位美女所挚爱,这美女虽“增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然而她“趴在墙上窥视我三年,我至今都没有同意和她来往。”对这极端的美丑以及针对美丑的态度反差,今天的人们却有了新的理解,认为登徒子对自己丑陋甚至肮脏的妻子,能如此的不离不弃,其情感真挚和道德高尚,要远超过宋玉的矫情和不真实,同时也反映出宋玉“洁净观”的肤浅。
  这样,根据作品情节的安排,妙玉对宝玉的不嫌弃和对刘姥姥的“秽”表现出极度嫌弃在前,紧接着,刘姥姥“污染”了极度奢华的宝玉床榻在后,实际上是对妙玉“洁净观”的一种调侃和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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