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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回看民国学界对于历史统计学的两种态度
作者: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石莹丽

  2019年1月19日,是“新史学”的开山梁启超先生辞世90周年。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最早揭起了“新史学”革命的大旗,在历史人文地理学、心理史学、历史统计学等领域均有拓荒之功。尤其是他第一次从理论层面提出应用统计的方法于历史研究,引起了民国学界持续20余年的讨论,其学术波澜不容忽视,对于当今大数据时代的历史研究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历史统计学,是应用统计学方法对历史上的某些现象进行归纳、统计与量化分析,一般以统计图谱与表格形式呈现,是“计量史学”的先行形态。1922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史地学会作了题为《历史统计学》的专题演讲,开启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计量史学之先河”。之后,对于历史统计学的认识与讨论不仅出现在一些有关史学理论的书籍中,甚至会散见于友人书信和著述序言中,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
  梁启超对于历史统计学的倡议一经问世,便在当时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认同与反对之声持续不断。时人丁文江、郭斌佳、卫聚贤、胡朴安、吴贯因、李则纲、翦伯赞、胡秋原等均在论著中持肯定态度,并积极呼吁应用统计方法于历史研究。尤其是以经济史研究擅长的张耀祥、黄炎培、潘光旦、朱君毅、严灵峰、王宜昌、郑学稼、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等学者亦在论著中对历史统计学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尝试。而柳诒徵、何炳松、周容、杨鸿烈等学者却在论述中对历史统计学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怀疑甚至不屑,尤其是号称“中国的兰克”的傅斯年更是不遗余力地发出质疑之声。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中,傅斯年是“科学史学派”的核心人物,他一贯主张把历史学建成一门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号召要把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诸学科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可他却唯独把统计学排斥在外,确实令人诧异。其实,民国学界对于历史统计学的两种态度折射出了20世纪上半叶科学化史学两种路径的分歧,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在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路途中,历时性与同时性并存。20世纪初年西学初入中国之际,当时学界无论是在留学国度上还是学术思想上,均呈发散性态势,梁启超对于历史统计学的全盘接受是时代使然。但傅斯年毕竟是晚于梁启超一个时代的留学欧美的一代学人,他系统接受过西学沐浴,又是中国最大的学术机构的掌门人,这都趋使他对于科学化史学要做更深入地理解和阐释,对于历史统计学的态度亦是如此。业内人士总以“中国的兰克”称道傅斯年,亦总是拿傅氏 “史学本是史料学”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史箴言做文章,认为傅斯年把史学降格为史料学,与时代脱节。实际上,傅斯年口号式的史料观表明他要以求真的态度破除疑古玄虚,重建历史。
  其次,探求历史变动的共相、大势与执着于细枝末节两种视野,也是一大区别。就学术内部而言,民国学界呈现出新史学与新汉学两种路向。新史学注重通史写作,其领军人物梁启超看重的是发现事实、总结规律;新汉学提倡精耕细作,其承继者傅斯年只求发现事实,忽略发现规律,自然用不到以总结归纳为目的的统计学。
  再次,傅斯年等人对于统计学的反感大概还与其对于巴克尔的了解和当时学界对于巴克尔著作的反响有关。梁启超和傅斯年早年均受到过巴克尔《英国文明史》的影响。梁启超十分欣赏巴克尔,其1902年所作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的诸多观点都明显来自巴克尔。相比较而言,傅斯年在对待巴克尔的问题上却冷静了许多。这想必也与巴克尔所提倡的综合史观与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的工作旨趣背道而驰有关。
  不可否认,把统计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以往叙述中出现的“重大的”“占据主要地位的”“常见的”“典型的”“很多”“广大”“广泛流行的”“微不足道的”等不确定术语的出现,它对于研究历史中如田赋、土地、人口、族谱等问题无疑是一种利器。但历史不在场的属性已然成了许多人攻击史学的要穴,而研究结果本身的差强人意则更令史学陷入尴尬境地。况且,应用计量方法于历史研究只是辅助,其局限性不言而喻。历史研究的主体是人,行为背后的思想、主观意志是无法用数据衡量的。史学家可以尽量应用量化方法,但不能迷信量化方法。历史的最神秘处,往往须用量化以外的方法去探寻。
  (本文摘自《民国学界对于历史统计学的认同与质疑》,原文载于《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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