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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动物性写作呈现的理性思考
作者:文学院 张雪飞



  动物性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莫言在对其进行文学呈现的过程中表现出他深刻的理性思考。一般地说,文明是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成果,它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莫言对文明的态度似乎是矛盾纠结的,相对于曾经的贫穷、落后、愚昧,他向往物质文明给人们带来的富足、方便、舒适,然而,随着文明的进步带给人类越来越多的精神异化、生命力衰退,使莫言排斥否定文明带来的弊端,进而对文明本身进行思索和批判。
  一、文明对动物性的压制与异化因为以“种的退化”的生命哲学思想作为指导,莫言的作品呈现出膜拜历史、忧患未来的文学表现。然而,有过深度饥饿感经历的莫言对物质进步的向往却是不能轻易否定的,这种情绪不时从作品中流露出来。《蛙》开篇描写的,是一群因极度贫困而饥饿难耐的孩子集体吃煤的情景:“我们每人攥着一块煤,咯咯崩崩地啃,咯咯嚓嚓地嚼,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神秘的表情。”这看似荒诞的情节,却是作者的亲身经历,物质的极度匮乏使人的生存遭到了巨大的威胁,对物质的渴慕成为人们满足感官的最大追求,随之产生了对先进技术的向往。《蛙》用大量篇幅描绘人们对飞机、飞行员的神化,尤其是夸张飞行员的饮食:“早晨,两个鸡蛋,一碗牛奶,四根油条,两个馒头,一块酱豆腐;中午,一碗红烧肉,一条黄花鱼,两个大饽饽;晚上,一只烧鸡,两个猪肉包子,两个羊肉包子,一碗小米粥。每顿饭后还有水果,随便吃,香蕉、苹果、梨、葡萄……吃不了可以往家拿。飞行员的皮夹克都有两个大口袋,为什么?为了装水果设计的……”,在饥饿年代,食物成为最诱人的东西,人们对飞行员生活的神化,透露出时代的烙印,同时反映出的信息是先进的科技伴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对层出不穷的美食的向往是人们对科技发展的企盼,先进科学技术与落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也在强烈的对比中呈现出来。在描述姑姑与老娘婆的接生过程中,在姑姑冷静、科学的新法接生对比下,凸显了传统老娘婆方法的野蛮、愚昧和恐怖,以此传递出先进医学技术的优越性。“现代社会被定义为一个文明的社会,而一个文明的社会又理解成一个大多数的人类丑陋和病态,以及人类内在的残酷和暴力倾向都已经被消除或至少受到了压制的社会。公众对文明社会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没有暴力的社会;也即一个温文尔雅的社会。”然而,现代社会不仅造出了物,也造出了对物的需求。物质的空前富足导致现代社会中人对物永不满足的追求,对品质永不厌烦的精益求精,这种心理催化了新技术的不断生成,也使无数兽性行为得以激发,“食婴”即是现代文明滋生的兽行。
  在《酒国》中,物质文明的进步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吃”不仅仅为了饱腹,更是一种艺术欣赏,于是有了烹饪学院的诞生与繁荣。烹调家为了满足人们日渐刁钻的口味,刻苦钻研、翻新花样,当消费者“吃腻了牛、羊、猪、狗、骡子、兔子、鸡、鸭、鸽子、驴、骆驼、马驹、刺猬、麻雀、燕子、雁、鹅、猫、老鼠、黄鼬、猞猁”之后,他们想到了吃小孩,因为小孩的“肉比牛肉嫩,比羊肉鲜,比猪肉香,比狗肉肥,比骡子肉软,比兔子肉硬,比鸡肉滑,比鸭肉滋,比鸽子肉正派,比驴肉生动,比骆驼肉娇贵,比马驹肉有弹性,比刺猬肉善良,比麻雀肉端庄,比燕子肉白净,比雁肉少青苗气,比鹅肉少糟糠味,比猫肉严肃,比老鼠肉有营养,比黄鼬肉少鬼气,比猞猁肉通俗。”崇尚理性精神、效率原则、科学思维的现代文明不是“食婴”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食婴”是不可想象的。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说:“在知识之累积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科学研究者的心理方面,从冰鹿时代以来没有根本的变化。在科学道德上,最近百年表示着一个退化的时代。”在肉孩的宰杀和烹饪过程中,无不见现代科学技术的工具性价值,充满理性的科学技术摒弃了人类感性的情感反应,酿造大学新研制的味道甘甜、酒精度奇高的酒浆使肉孩在宰杀前被麻醉入睡,直到被烹制成为桌上的美食亦不会发出哭喊和反抗,这一手段的使用抑制了人类的同情心。物质文明给人带来了太多的诱惑,但它并不必然给予人幸福,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揭示过物质文明的失衡状态给人带来的恶果:“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暗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
  文明首先是工具的进步,即为获取和增加生活必需品的工具的进步,社会进步使更多人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但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人对人的最有效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弗洛伊德对此阐释得很清楚,他用本能理论、快乐原则,为我们说明了文明对人类动物性的压制和异化过程:“文明以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为基础”,“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与文明社会是相抵触的,因为进步的先决条件是克制和延迟这种满足。”“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但这样的压制恰恰是进步的前提。”人类的生物本能是动物性的一部分,弗洛伊德论述了文明与本能之间压抑与被压抑的关系,动物性作为原始、野蛮、落后的表征被文明压制,并且强调“压制才是进步的前提”,然而,长久的压制会带来稳定和谐的持续局面吗?文明意味着物质的丰富、精良的医疗卫生条件、庄严的宗教信仰、动人的艺术氛围和优雅的音乐旋律,同时也意味着奴隶制、剥削、战争和死亡集中营。文明的确在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压制人类体内属于前社会的动物性,从这一视角考察文明,它与动物性、野蛮、原始是相对立的。
  二、兽性对文明的反扑弗洛伊德曾说:“人的首要目标是各种需要的完全满足,而文明则是以彻底抛弃这个目标为出发点的。”“在外部现实的影响下,动物的内驱力变成了人的本能。”“动物性的人成为人类的惟一途径就是其本性的根本转变。”正如动物到人的伟大转变是依靠 “否定性”这一客观模式一样,人类自有文明以来,一直在拒斥自身的动物性。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莫言的小说中。莫言是个对自然性与社会性、原始与文明、传统与现代性思考颇多的作家,从早期的作品《食草家族》中,即可见其对于这种二元问题思索过程的文学践行。如果说《红高粱家族》是莫言有感于“种的退化”,对原始野性、生命力的呼唤,借助人物对动物性的回归来彰显生命的血性和鲜活,借以疗治时代的患疾,那么,《食草家族》呈现的是动物性在遭遇文明的过程中,血淋淋的挣扎。在动物性动因的驱使下形成的本能与文明之间构成了一对根本性矛盾,当动物性受到压抑的同时,它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发出反抗,这种反抗对文明是有破坏力量的,“本能之所以有破坏力量,是因为它们无时不在追求一种为文化所不能给予的满足,这是一种纯粹的、作为自在目的的满足。”正如莫言在《食草家族》的“后记”中说的那样:“本书也是疯狂与理智挣扎的记录。”由六个梦组成的“食草家族”一书的确透出作者思想中不同风潮之间的博弈,与他在纷乱中的焦虑和挣扎。回归原始动物性是莫言为救治退化危机寻找的一剂良药,在《红高粱》等作品中得到大肆的张扬和歌颂,它得到了超道德的宽容与评价,凌驾于一切社会文明之上,这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在《食草家族》中,作者把动物性的回归放置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呈现了动物性与文明较量的过程,这也是他对这一问题思索的过程,他为我们呈现了动物性如何被文明压制、拒斥,同时也展示了被异化后的动物性对文明的疯狂反扑,这其中有作者深深的忧虑。
  生有蹼膜象征着动物性在人类身上的残余显现,它势必会被象征着进步的文明力量“消灭”掉,这是人类历史上动物性的命运。对生蹼祖先施加火刑,是文明对人类动物性进行全面剿杀的暗喻,对于文明与动物性的较量,动物性一败涂地。正如文明与动物性的关系一样,文明的每一次进步,只会使动物性被掩盖的更加完整、彻底。然而,在文明对象征野蛮的动物性进行执法的同时,暴露了它自身致命的野蛮和虚伪,所以莫言感慨这是“惨无人道的兽行、伟大的里程碑、肮脏的耻辱柱、伟大的进步、愚蠢的倒退”。在第三梦中,叙述者临终前与“通仙入魔,古今中外,天文地理,色色都知晓”的儿子一段对话:“人为什么要生蹼呢?”“人为什么不要生蹼呢?”“人都是不彻底的。”儿子的回答令爸爸陷入了沉思:“人都是不彻底的。人与兽之间藕断丝连。生与死之间藕断丝连……人在无数的对立两极之间犹豫徘徊。如果彻底了,便没有了人。因此,还有什么不可以理解?还有什么不可以宽容?还有什么不可以一笑置之的呢?”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作者的态度:动物性作为人类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将与人类历史永存,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但人类文明却又以不可阻挡的决绝态度拒斥它的存在,这是个可怕的悖论,因此,作者依旧选择站在宽宥动物性的立场,对人类文明给予了批判:正像任何一项正确的进步措施都有极不人道的一面一样,这条规定,对于吃青草、拉无臭大便的优异家族的繁衍昌盛兴旺发达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具体到正在热恋着的一对手足上生着蹼膜的青年男女身上,就显得惨无人道。
  尼采说:“当我们在发展自己的美德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发展了我们的错误。而很显然,过度的美德与过度的罪恶一样,能毁灭一个民族。”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人类文明是以对动物性的压制为代价踽踽而行,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但这样的压制恰恰是进步前提。而压制通常反映在力比多上。原始的动物性似乎消失殆尽,而此刻,动物性正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异化形式,凶猛的向人类反扑,指向文明,它所具备的强大的兽性力量可以摧毁稳定的自我,同时它也能摧毁人性所建立的世俗世界。
  莫言在《食草家族》开篇时说:《食草家族》“表现了我对蹼膜的恐惧”。他对人类的动物性抱有极为复杂的态度:一面歌颂着它给生命带来的野性和力量,一面担忧它被异化后发生的兽行。相较于文明对动物性的残酷消灭,异化的后者对前者进行了灭绝人寰的讨伐。这在小说中表现为“复仇”主题。《食草家族》的系列中篇亦是有关于“复仇”的文学阐释。从第三梦开始,一句“弟兄们,报仇去,杀死皮团长!”吹响了动物性向文明反扑的号角,虽然这次起义被皮团长的部队镇压了,但作为人类动物性向社会文明全面反攻奏响了序曲,为后面《二姑随后就到》中惨绝人寰的屠戮做下了铺垫。在《二姑随后就到》中,天与地兄弟俩对族人的疯狂虐杀是动物性的“变态”,是被压抑的动物性异化为兽性对人类的全面反攻。先天生有蹼膜的二姑的降生,给整个家族带来了“恐怖混合着敬畏的复杂情绪”,尚在襁褓中的二姑被遗弃在野兽出没的庙门口,但试图借野兽之口消灭家族耻辱的计划最终落空,二姑被送回了家中。吃狗奶长大的二姑,一副虎狼模样,她十岁那年六枪打死了老爷爷,接下来发生的,是她与食草家族不定期的生死斗争。销声匿迹二十年后,她的儿子天与地来到高密东北乡,对族人展开了惨无人道的杀害。《食草家族》以一连串的故事,呈现了动物性与文明之间最为激烈也是最为直观的斗争过程。莫言用生动的文学书写展现了被压制的动物性对人类文明的反扑过程,这个过程异常残酷、凶猛,让人类葬身于自身兽性的漩涡来不及喘息。动物性作为人类的基本属性而存在,同时作为原始、落后、低级、愚昧的综合体被放置在文明的对立面,长久的遭到人类的拒斥和漠视,在文明的华丽外衣之下,人类误以为已经脱离了动物本性,进而完全否定自身的动物性,莫言试图通过这样一种触目惊心的文学方式凸显出这一属性的存在、这股力量的强大,并且强调它会是人类文明潜在的巨大威胁,它所具备的力量足以摧毁文明苦心构建的稳定与和谐,甚至摧毁人类的世俗世界。莫言道出了一个事实:被文明压制的动物性只是暂时隐藏,不会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已经销声匿迹,正如恩格斯所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动物性会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长久的压制人类动物性是一种违反天然、违背自然、拒斥生命本然的作法,最终只会导致它的蓄势反弹,它会以令人难以预料的猛烈势头向人类文明反扑过来,人类应该正视动物性的存在,“他们只有正视这一事实,才有希望成为一种更为明智、更为成功的动物。”动物性不仅包含意味着落后的原始性、嗜血性,更蕴含着可贵的生命力量,人类努力探索的是如何发展我们的文明积极的诱导它而不是一味的抹煞它,进而使这股力量更为有效的为现代文明服务。
  (本文节选自张雪飞著《个体生命视角下的莫言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版,第143—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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