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纪轻轻的宝哥哥是最不惮于谈论“死”的。他曾多次与丫鬟们谈论自己的理想是“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别人自然都将其视为他又说 “疯话”，不去理他。
　　然而，接下来的一件事却让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一日，宝玉因各处游的烦腻，便想起《牡丹亭》曲来”，“因闻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有小旦龄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门来找”。别的女孩子见宝玉来了，都笑嘻嘻的让坐。唯独“龄官独自倒在枕上，见他进来，文风不动。”宝玉并不在意，坐下“陪笑央他起来”唱曲，不想龄官“忙抬身起来躲避”，并“正色”拒绝。宝玉“从来未经过这番被人弃厌，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只得出来了。”在这之后，宝玉亲眼看到对自己无比冷淡的龄官却对贾蔷有情有意，只得“痴痴的回至怡红院中”，和丫鬟袭人感叹：“我昨晚上的话竟说错了，怪道老爷说我是 ‘管窥蠡测’。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我竟不能全得了。从此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
　　贾宝玉作为贵族少爷和纨绔子弟，被自己家花钱买来的“小戏子”冷淡和拒绝，不但没有恼羞成怒，而且由此改变了自己对大观园中女孩儿们眼泪的“贪心”，从而“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因该说实在难得。《红楼梦》中人物众多，哪怕是这豪门贵族中的一个奴才，也往往自以为是，自作聪明，自我膨胀，但唯独贾宝玉凡事往往能“垂头自审”，可见，我们这位可爱的宝哥哥有着极强的“自省精神”。
　　自省精神是古代君子必备的道德品质，自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重要修身方法。“自省”之意，最早出现在《易经》中的“子以恐惧修省”，“自省”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中，即“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它要求人们通过自我意识来省察自己的言行，是一种自我评价、自我反省、自我调控和自我教育。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的方法，它一致为中国人所秉持。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他早年认为王安石变法太急功近利，一直持反对态度。但在他被贬做地方官后，发现新法很有可取之处，从而对自己进行解剖、反省，清醒地认识了自己，承认自己反对新法的“差缪”，“少有中理”。后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苏轼内心极端痛苦，但他在痛苦的寂寞独处之时，仍能诚恳深刻地反省自己，认为自己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通过自我反省、幽默自嘲，从而解脱了内心的痛苦，实现了自己精神的飞跃。被贬惠州时，他在自知自省后，不怨天尤人，而是检讨自己，不但苦乐祸福不萦于心，而且自甘此乐。
　　一般人在不如意或不得志时，或激愤不已，怨天尤人，或长吁短叹，忧郁不振，往往明于察人，暗于察己，难以自省。像苏轼这样，能够常常自审自省，尽管一路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仍没有妨碍他的“平生功业”，每到一处，或筑长堤，或办学堂，或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自然成为人们心目中心胸豁达、品德高尚、充满智慧的君子。
　　自省作为一种加强修养、完善自我的有效途径，在近现代，也一直在人格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梁启超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于是针对自身设计了修身内容：“以五事自课：一日觅己，二日诚意，三日主敬，四日习劳，五日有恒”，并且“时时刻刻以之自省”。鲁迅敢于直面自己，常常真诚地解剖自我，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胡适更是认为“能够自省”，应该作为“民主政治最基本的条件”。
　　今天，“吾日三省吾身”依然是我们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遇到各种各样曲折时，修正自己的内心和行为，改变自己、提升自己，完善自己的良方。在这一点上，贾宝玉作为一个身处“富贵场中，温柔乡里”，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豪门公子，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充满自省精神的可爱形象。
（赵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