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师父》，是鲁迅写于一九三六年的一篇文章，而 《青梅竹马》（樋口一叶）和《受戒》（汪曾祺）之写作时间，分别于一八九五、一九八〇年。这三篇作品年代不同，文体有异，或小说，或散文，但有一共同点，都以和尚（或准和尚）为书写对象，可看出不同地域的风俗纷呈或相通的意味来。
　　《受戒》里的明海，“在家叫小明子。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青梅竹马》里的信如，是龙华寺方丈的儿子，“这孩子是注定要换穿黑沙法衣的，他的头发还不知能够留到几时哩”。《受戒》就是以明海如何“受戒”为时间线的，到善因寺烧戒疤亦是故事时间的终点；《青梅竹马》的结尾，“日后她无意中听说：在她拾花的第二天，信如为了求学穿上了法衣，离开寺院出门去了”。而《我的第一个师父》里的“龙师父”，“瘦长的身子，瘦长的脸，高颧细眼，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他却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而他的三个儿子，自然生来就是要做小和尚的。
　　在对寺庙及出家人生活的描绘上，《我的第一个师父》着重于和尚出家如在家：“论理，和尚是不应该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我是徒弟，他是师，决不能抗议，而在那时也决想不到抗议，不过觉得似乎有点古怪。但我是很爱我的师母的，在我的记忆上，见面的时候，她已经大约有四十岁了，是一位胖胖的师母，穿着玄色纱衫裤，在自己家里的院子里乘凉，她的孩子们就来和我玩耍。”《青梅竹马》中，“龙华寺方丈越是发财，也就越发福，他大腹便便，脸上泛出既不像桃花又不像樱花的红光，真是无法形容的好气色”。而《受戒》，既有忙于生意、整日算账的和尚，也有娶妻生子的和尚，“他老婆每年夏秋之间来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渡叫她嫂子，明海叫她师娘”。《青梅竹马》里，和尚利用寺院门前空地摆摊，赚钱要紧；《受戒》里，和尚们直接在大殿的饭桌上赌牌，消遣为要。当然，《受戒》中有一招极狠，是《青梅竹马》中的和尚所不及的，也就是在寺庙里杀猪，“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老和尚虔诚地念一道“往生咒”，“三师父仁渡一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着很多沫子喷出来”。
　　于地域风俗画卷的铺陈，三位作家各有千秋。鲁迅用叙事的方式：
　　“听说龙师傅年轻时，是一个很漂亮而能干的和尚，交际很广，认识各种人。有一天，乡下做社戏了，他和戏子相识，便上台替他们去敲锣，精光的头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风头十足。乡下人大抵有些顽固，以为和尚是只应该念经拜忏的，台下有人骂了起来。师傅不甘示弱，也给他们一个回骂。于是战争开幕，甘蔗梢头雨点似的飞上来，有些勇士，还有进攻之势，‘彼重我寡’，他只好退走，一面退，一面一定要逼，逼得他又只好慌张的躲进一家人家去。而这人家，又只有一位年青的寡妇。以后的故事，我也不甚了然了，总而言之，她后来就是我的师母。”
　　这样的若干场景的叙述，活现出绍兴的社戏风俗及市井对僧道的看法。
　　汪曾祺说，“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我的小说里有些风俗画成分，是很自然的。”虽未见樋口一叶有何创作谈，但她类似的思路在《青梅竹马》中清晰地现出，小说一开篇，即对大音寺前巷这个“红尘闹市”做一详尽白描，使我们于十九世纪晚期东京花街柳巷的风貌有鲜活的认知。风俗画卷的描绘须注意一点，即“不能为写风俗而写风俗。作为小说，写风俗是为了写人。有些风俗，与人的关系不大，尽管它本身很美，也不宜多写”（汪曾祺语）。于这一点上，樋口一叶有着小说家的本能，她的描写都是为了对人物有烘云托月的用意，虽用笔奢侈却不耽溺，最终仍是要指向人。《受戒》中，汪曾祺写放焰口，写盂兰会，写“飞铙”，饶有趣味，看似闲笔，其实并不离终究要受戒的明海小和尚生存的环境，“物”中是有人的。樋口一叶应该是受本国的浮世绘之启发，而汪曾祺也说，“十六七世纪的荷兰画派的画，日本的浮世绘，中国的货郎图、踏歌图……我都爱看。讲风俗的书，《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一岁货声》……我都爱看”，其风格的渊源所在大致在此。
　　在对性心理的微妙书写上，以某“物”来达成东方式的含蓄，是有意味的。
　　《受戒》是用脚印：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
　　这小小的脚印将小和尚的心搅乱了。
　　《青梅竹马》用的是一根红绸条，信如经过心仪的女孩美登利家门口，不小心踩断了木屐趾襻儿，低头侍弄，美登利想给他绸条系上，又不敢，只好悄悄丢给他：
　　“信如惆怅地回头一看，自己的脚旁落下一块红友禅的绸条，像是一片美丽的红叶一样，已经被雨水打湿了”。
　　红绸条的“愁肠百结”整整花了一节的篇幅，最终也没捡起来，几乎含蓄到了极点。
　　而《我的第一个师父》，讲三师兄的故事，特意拎出 “结”：“我们那里的阔人家，一有丧事，每七日总要做一些法事，有一个七日，是要举行‘解结’仪式的，因为死人在未死之前，总不免开罪于人，存着冤结，所以死后要替他解散。方法是在这天拜完经忏的傍晚，灵前陈列着几盘东西，是食物和花，而其中有一盘，是用麻线或白头绳，穿上十来文钱，两头相合而打成蝴蝶式，八结式之类的复杂的，颇不容易解开的结子。一群和尚便环坐桌旁，且唱且解，解开之后，钱归和尚，而死人的一切冤结也从此完全消失了。这道理似乎有些古怪，但谁都这样办，并不为奇，大约也是一种‘惰性’。不过解结是并不如世俗人所推测，个个解开的，倘有和尚以为打得精致，因而生爱，或者故意打得结实，很难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个落到僧袍的大袖里去，一任死者留下冤结，到地狱里去吃苦。”鲁迅的深刻在于，他不仅描述其然，还写出其所以然：
　　“只记得三师兄曾经不得已分给我几个，有些实在打得精奇，有些则打好之后，浸过水，还用剪刀柄之类砸实，使和尚无法解散。解结，是替死人设法的，现在却和和尚为难，我真不知道小姐或少奶奶是什么意思。这疑问直到二十年后，学了一点医学，才明白原来是给和尚吃苦，颇有点虐待异性的病态的。深闺的怨恨，会无线电似的报在佛寺的和尚身上，我看道学先生可能还没有料到这一层。”
　　这种变态的性心理，的确是相当微妙的，若不挑明，大约未必能够猜得出其间这许多曲折的。
　　（原题为《受戒》《青梅竹马》与《我的第一个师父》来源：豆瓣）
（齐物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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