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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修辞与潜文本
凌叔华小说创作的一种解读
作者:赵文兰


凌叔华的工笔画



  “五四”时期崛起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凌叔华,以其细腻的笔触、温婉的风格和敏锐的心理感知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鲁迅曾评价道,凌叔华描写的是与其他同时代作家“绝不相同的人物”。沈从文也称其在中国女作家中,写了“另外一种创作”。夏志清则指出,在创造的才能上,其他五四女作家都比不上凌叔华,其成就甚至高于冰心。
  作为一名现代短篇小说家,凌叔华的小说多涉及婚恋家庭题材,侧重对女性心理的刻画和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描摹,既揭示了旧式女子的生存悲剧和精神困境,又描绘了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表现出异化世界中现代人的孤独与幻灭、疏离与隔阂。
  凌叔华的小说是独特的,而其独特性也是有迹可循的。晚清以降,西学东渐,西方小说大量引入中国,“五四”作家们纷纷从形式层面对西方现代小说进行积极摹仿,而凌叔华则深受英国现代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影响,被冠之以“中国的曼殊斐尔”的美称。其小说的形式特征,表现在情节的淡化、内心独白和时空倒错、客观的叙事视角、隐喻和象征的修辞等。正如陈平原所说,“五四”作家中真正掌握纯客观叙事技巧的,大概只有鲁迅和凌叔华,前者受契诃夫的影响较大,而后者则师承曼殊斐尔。这无不是对凌叔华精湛的现代小说叙事艺术的极大肯定。
  文学作品具有表层和深层双重结构,作品的直接陈述与深邃意蕴之间的关系常常是间接而隐蔽的。文学语言追求双重语境效果,语言符号除了其浅层语境中的字面意义外,还具有由深层语境所赋予的“言外之意”,文学语言通过暗示由表层文本指向蕴藉象征意义的潜藏文本。中西文学理论批评中,均可找到相似的言论。中国文艺创作自古就有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力求创造一种含蓄蕴藉的艺术境界,如庄子的“得意忘言”论,刘勰的“隐秀”说,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论,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意境论,叶燮的“言在此而意在彼”说,以及王国维的“言外之味,弦外之响”说等。在西方,亨利·詹姆斯说过,小说的主题不应显而易见,而应含蓄表达。布鲁克斯指出,艺术的方法“永远是拐弯抹角的”。而伊丽莎白·鲍温认为,“主题必须深蕴在故事中”。
  对于凌叔华而言,其小说主题同样是内隐的,她往往借助叙事技法的选择,使主题得以巧妙呈现,从而构筑起表层文本与潜文本之间的有机统一关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在本质上是对日常语言的审美偏离,文学依赖于修辞,文学语言的审美意义表现在它能创造出寓意,而这一审美功能的发挥,得力于独特的修辞性表达方式。为了达到特定效果,凌叔华在创作中运用隐喻、意象、反讽和重复等各种修辞手段,在暗示人物内心情感的同时,也使小说的主题意旨得以呈现。

      一、隐喻

      隐喻(metaphor),就是“打比方”,它涉及“感情、思想和行为的表达方式在不同但相关领域间的转换生成”。卡勒指出,“隐喻是最重要的修辞手法,我们通过把一种事物看做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布鲁克斯则断言:“文学最终是隐喻的、象征的。”隐喻是象征的基础,象征是隐喻的提升。现代小说既有表层的情节结构,又有深层的隐喻结构,表层情节只是一种手段,小说家的目的是对人类生存深层模式的探究。通过隐喻的中介,读者可体会到被表层文本遮蔽的潜在内涵。
  为了追求语言的间接性表达和含蓄化效果,凌叔华在其小说创作中也自觉运用了隐喻的修辞格。她的小说里,一句话或者一个细微动作都能揭示人物本质或一个永不说出的主题。她往往借用多重隐喻和暗示,展现人物矛盾复杂的内心情感世界、揭示作品深层主题寓意。代表性作品包括 《绮霞》《绣枕》《无聊》和《病》等。
  《绮霞》讲述了婚姻中知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绮霞喜欢音乐,但婚后的生活使她一度放弃了拉琴的爱好。在她心中,家庭胜于一切,“爱卓群就应当为了他牺牲一切”就明确传递出传统思想对其影响之深。但是,最终不断成长的自我占了上风,在丈夫和琴两者中,她选择了后者,作了S女校的音乐教师。绮霞超越了传统性别角色,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了艰难抉择,毅然投身事业,完成了从他者到自我的嬗变。可以说,这一“中国娜拉”的出走,不仅仅是对某个女性个体经历的描写,而是隐喻着知识女性群体对旧礼教的挑战以及对男性权威的颠覆。另外,学生的评论也具有一定喻义:“她一定没出过嫁,你看她多活泼多漂亮。”这句闲聊,却有着深刻的潜台词,喻指婚姻是女人的地狱,暗示出封建婚姻制度下女性的悲剧命运。
  《病》则展示了凌叔华笔下两性关系的实质,表现出其消极的婚姻观。故事主要采用了男主人公的视角展开叙事。芷青是一个自私、冷酷、多疑的人,而他的妻子玉如却温柔、大度、富于自我牺牲。芷青得了重病,玉如为了挣够钱把家搬到山上去给他养病,瞒着他起早贪黑外出画画出售,而他却怀疑她移情别恋,虽然最后真相大白,但他们已回不到当初了。小说标题即含有深层寓意,表层文本指涉男主人公生病的事实,潜文本却暗示其扭曲的人格和精神的病态,隐喻了他们婚姻关系的疏离和隔膜。小说结尾是这样的:“她就势伏在他的肩上,过了一会儿他的肩膀上部有些暖和和的潮湿。”两人虽冰释前嫌,但他们之间将永远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二、意象

      意象(imagery),用埃兹拉·庞德的话来说就是“在一刹那时间中理智和情感的复合体”。新批评派认为,意象可以是一个物体或人物的具体形象,也可以是一个动作或一种感觉。韦勒克说,意象表示过去的感受或知觉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理查兹则表示,意象具有作为一个心理事件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对于凌叔华的小说创作而言,意象手法的运用,是其精湛技巧的一个重要表现,她的小说往往不直接描述人物的潜意识或情感体验,而是借助一些暗示性的具体物象来传达。这种把平凡的事物置于意象主义框架之中、间接反映生活真谛的手法,使她的小说具有了一种诗的意境和新颖独特的艺术魅力。主要意象有 “月亮”、“花”、“寒冷”和“镜子”等。
  凌叔华小说中最常见的要数 “月亮”和“花”意象了,往往传递着其消极的婚恋观。如《他俩的一日》中的“月亮”暗示着婚姻生活的缺憾、不美满。筱和因为照顾母亲与丈夫棣生分离了一年,短聚两天后她又该走了,望着窗外的下弦月,棣生认为“还是满月可爱些。缺月终归是一种缺陷”;而筱和却不喜欢满月,觉得缺陷才是美。此处的缺月与满月,暗示着他们的分离与团聚,喻指他们和谐却不美满的婚姻。《茶会以后》中的“花”意象则反映了旧式闺阁女子的悲剧命运。桌上的海棠花 “已过盛开”,这是阿英昨天拿回家的,然而只一天,这些花“便已褪红零粉,蕊也不复鲜黄,叶也不复碧绿了……情景很是落漠”。显然,此处海棠花象征了两位老处女的一生,表达出她们对爱情和婚姻的幻灭感。
  另外,“寒冷”意象也有着深层涵义。如《再见》中,一系列 “寒冷”意象,衬托出女主人公偶遇昔日恋人后的情感变化,揭示了幻灭的爱情主题。四年未见,西湖的邂逅使筱秋起初在见到骏仁时是惊喜的,但是随后的交谈使她意识到他变了,她对他的好感荡然无存,她感到“冷气”阵阵回到心上。最后,她带着绝望的心毅然离去,此时,“凉秋”的晚风散吹着她额前碎发,也同样吹着她早已冰冷的心。而“镜子”意象同样不容忽视。“镜子”世界是人类自我封闭性的镜像反映,整天对镜的人是自恋而孤独的。凌叔华的小说中不乏这种自恋情结的女性,如《吃茶》中的芳影。正值芳菲的她对爱情和婚姻有着美好幻想,经常对镜自照,顾影自怜。早晨,她对着“镜子”出神,感慨着年华的飞逝。和“理想青年”同游公园后,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她自信于自己的容貌,幻想着爱情;同时,未来的不确定又使她感到悲观。幻想和幻灭的交错,通过“镜子”意象表现出来。

      三、反讽和重复

      除了隐喻和意象之外,凌叔华在其小说中还运用了反讽(irony)和重复(repetition)的修辞手法。反讽就是所言非所指,即语言的表层意思与实际表达的意思相异,文词的意义被语境的压力所扭曲。布鲁克斯认为:“反讽是由于语词受到语境的压力造成意义扭转而形成的所言与所指之间对立的语言现象。”卡勒则这样解读:“反讽把外表与实际相提并论,实际发生的与期待的正相反。”作为深谙现代叙事技法的短篇小说家,凌叔华在其小说中也不可避免地运用了反讽的修辞,通过在表层文本和潜文本之间构建一种张力,使读者对故事的期待与叙事揭示的真实之间产生冲撞,在营造戏剧性反讽效果的同时,其深层意旨也得以彰显和强化。代表性作品有《中秋晚》、《有福气的人》和《太太》等。
  如《中秋晚》题目本身就具有反讽意义。中秋节本是和谐、幸福的象征,中秋晚本应家人团聚。但在敬仁夫妇婚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他们却因敬仁的干姐姐大起争执。得知干姐姐病重后,敬仁连象征着团圆的团鸭也不吃就匆忙离去,暗示着他们夫妻之间的隔阂。没见到干姐姐最后一面,他回来后大加埋怨,太太赌气回了娘家,没有吃团圆饭的中秋节以两人的不欢而散而结束。至此,读者印象中属于中秋之夜的和谐温馨与故事所展示的冲突冷漠构成了强烈反差,女主人公对婚姻生活的美好向往和现实中两人的疏离产生了巨大冲撞,而反讽意义也得以产生。可以说,反讽的运用,揭示了作品的潜在主旨,即现代婚姻中人的幻灭感。
  重复涉及叙事与故事间的频率关系,指多重话语呈现。米勒指出,对小说的解读要“通过对重复和由重复所产生的深层意义的认同来实现”。重复即强调,每一次反复叙事都不是无谓的重复,也不是简单雷同,而是意义的叠加和增殖,它使主题不断复现。凌叔华的小说也不乏重复叙事的运用,主要包括语词、语式和场景三方面。重复性修辞手段的选择,不仅有助于推动情节进展、表现人物个性和内心感受,而且还强化了作品的主题涵义,使读者透过表层文本领悟到潜藏的深层意义,从而使叙事修辞效果得以增强。
  比如语词的重复,《资本家之圣诞》即是一代表作。这是个复调小说,叙事在圣诞前夜老爷在家里的活动和对往日的回顾之间穿插进行,促使两条线索自如切换的主导动机就是礼拜堂的“钟声”。“钟声”在全文出现四次,每次都使资本家沉浸到往事的意识流中。第一次是他十四岁在上海看圣诞会的情景,暴露出其追求名利的野心;第二次是他在美国的留学生活,表现出他爱慕虚荣的一面;第三次是他回国后做圣诞会以及撰稿攻击社会不良现象的事,暗示出其虚伪本质;第四次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暴露出他的专制。可以说,“钟声”的复现,使一个专制、伪善、冷酷、自私的资本家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腐败堕落的社会也得到了无情批判。
  关于文学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批评界曾从不同层面给予阐释。正如黑格尔所言,好的艺术作品,“其内容自身隐含着外部实在的、感性形式的在场,并与这种形式达到完美融合”。珀西·卢伯克说过:“好的作品,主题和形式应和谐一致而又难以区分。”彼得·巴里则明确指出:“形式和内容在文学中融合为有机整体。”在中国古代即有孔子的“辞达”说,王充的“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说,以及陆机的“诗缘情”说等。毋庸置疑,以上看法不同程度消解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二元对立性,肯定了它们的同一性和交融性。而这种同一性和交融性,在凌叔华的作品里已得到体现。凌叔华在其小说创作中,通过对隐喻、意象、反讽和重复等叙事修辞的选择,巧妙地表达了其意图中的深层结构,使潜在的深层含义浮出表面,达到了作为“能指”的叙事与作为“所指”的主题的统一,并透露出其多元思想和对世界人生的体认。就隐喻而言,细节描写和标题,均超越了文本表层意义,间接含蓄地使深层意义得以去蔽。意象的运用,在渲染主题情调的同时,凸显了人物的境遇、暗示了深层象征内涵。至于反讽,表象与实质的反差在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叙事真实之间产生一种张力,从而戏剧性呈现了作品的主题寓意。而重复性叙事不仅使人物的状貌逐层显现,而且使主题意旨得以强化。
  诚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小说家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得心应手地写出他要写的东西”。作为一个现代短篇小说家,凌叔华显然已经找到得心应手地表达她的思想的方法了,那就是通过叙事手法的选择,跨越故事的“显在”意义,而把某些在表面上隐而不彰的深层结构巧妙地揭示出来。可以说,凌叔华对表层和深层双重文本的驾驭,既达到了主题寓意的强化,又凸显了审美效果,最终实现了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而其现代小说叙事艺术也得以精彩呈现。对此,读者需充分施展想象力,在对小说深层精神寓意的追寻中,感受微妙隐秘的审美内蕴,以期获得更大的审美愉悦。
  原文发表于《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本文有删节
(赵文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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