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山东文献》的结缘，起于20多年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教学工作的需要，我所在的工作单位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现更名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决意要编写一本《山东近代爱国人物》。根据分工，在查找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山东文献》这份杂志或书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山东文献》。后来，随着两岸学术交流的增加，对《山东文献》的了解也愈日增多，并且在台北、在大陆与《山东文献》的重要贡献者张玉法先生有过多次交谈。这样以来，对《山东文献》的了解，就从学术上的理性评判，过渡到了许多感性上的亲近，知道台湾山东同乡会从1975年6月至2003年3月，历时28年之久，陆续出版了112期 《山东文献》。对于这套史料的价值，我想用“山东·中国·史料·乡愁”8个字来概括。
　　《山东文献》是以山东的人与事为记述、研究对象的大型资料，内容涵盖了山东省的历史、地理、经济、军事、文化、风俗习惯、逸闻趣事等方面。可以说，是一部带有鲜明特色的山东地方文献史料。尤其是在有关近代中国历史部分中，既有历史参与者的记录，又有参与者后人的追述，给人一种真实、可信之感。例如，在记录辛亥革命部分中，《山东文献》刊发了《山东革命党史稿》、《先烈传》、《辛亥山东举义史实考证与增订》、《辛亥山东举义史实》、《辛亥革命在烟台》、《无名烈士冢———记述辛亥革命诸城光复之役》等史料，真实记录了为了实现反满共和的伟大理想，辛亥山东革命的先驱日照的丁惟汾、黄县的徐镜心、昌邑的陈干、高密的刘冠三、鄄城的王朝俊等大批民主革命的志士，从山东半岛至鲁西平原，历尽千难万险，愈挫愈奋，终于迎来了山东的光复、民主革命的胜利，谱写了山东人民在反封建斗争史上的辉煌篇章。
　　《山东文献》记载的又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属于全中国的。事实上，山东爱国志士们在山东省一地的活动早已超出了省属的界限，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丁惟汾、徐镜心等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后，他们作为孙中山先生委任的同盟会北方支部长和山东主盟人，遵从孙中山先生的战略安排，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革命党人遥相响应，向清王朝发起了一次次攻击，并最终促成了山东的光复。尽管山东光复有假独立之嫌，但毕竟迈入了全国性独立的大潮之中，有力地配合了武昌起义之后的全国形势，加速了清王朝的倒台，促成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在南北和谈期间，山东代表迅速南下上海，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护国讨袁的战争中，以薄子明、陈干、邱丕振、蒋洗凡等为代表的山东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在青岛等地组织武装，用鲜血捍卫了民主共和的伟大成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丁惟汾作为国民党北方支部的负责人，与共产党的代表李大钊先生精诚合作，既操办了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后的后事，又发起“黄埔从军运动”，向黄埔军校输送了若干进步青年。这些青年在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中，有许多人成为战功卓著的军事将领。因此，《山东文献》在目前的抗日战争研究热潮中，应当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山东文献》是研究山东历史尤其是山东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山东文献》又是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史料。它所记录的历史事件、历史史实，既有省属特点，又具全国性价值。在探寻民国历史的过程中，明显可以发现，在民国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发韧点，都与山东有关、与山东人有关。而许多问题或历史悬案，在《山东文献》中都有相当清晰的记载。比如济南英雄山革命公墓的设计、建造，丁惟汾的回忆中都有记载。
　　《山东文献》是台湾山东同乡会的一份乡愁。由于历史的原因，大批山东人1949年以后到了台湾。在两岸联系中断的岁月里，身在台湾的山东人对家乡、故土的思念、留恋之情从未割断。透过《山东文献》中的一篇篇文章，我们明显从中感受到旅居台湾的山东儿女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字里行间流淌着一抹浓浓的乡愁。在我有限的接触中，山东籍的学者张玉法先生、孙震先生、张力先生都有鲜明的家国情怀。2007年去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孙中山学术研讨会”期间，会议组织游览阿鲁山时，遇见一位祖籍山东滨州的台湾现身军人，交谈中特别亲切，我送他两盒泰山烟，他送我一件“倒扁”体恤。可以这样说，表面上看，《山东文献》以其独特的方式将台湾与山东、与大陆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实质上，是乡魂、家根，将两岸的山东人、中国人联结在了一起！
(张礼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