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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绿色技术效率与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
作者:徐鹏杰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成绩背后存在的地区经济差距和环境污染问题也逐渐凸显。东部地区经济高速增长,但环境趋于恶化;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而环境容量则相对富余。那么,在考虑中西部地区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通过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合理区际转移,成为缓解东部地区环境危机与助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合理选择。鉴于东部地区对资本的吸引力大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合理转移有必要从环境规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增加污染企业生产成本,使其主动迁出东部地区。然而,如果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的依赖性较强,便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阻止企业迁出,因此还需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使政府财税来源向新兴绿色产业倾斜,以削弱污染企业迁移的体制障碍。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合理转移,实现地区均衡可持续发展,有必要首先厘清环境规制、绿色技术效率与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关系。
  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影响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多数学者对此持肯定意见,但也有学者认为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易导致中西部地区的 “污染避难所”问题,而这一观点同样遭到质疑。关于技术进步与产业转移的研究也有许多诸多成果出现,少部分学关注到技术进步的产业转移效应,认为技术进步是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更多的成果则集中于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热衷于对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机制与效果的分析。此外,关于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效率的关系问题也有部分成果展现,但相关学者对环境规制的技术进步效应持有不同意见。
  现有相关研究具有实际意义,但也存在不足:第一,缺乏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效率与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纳入统一体系的研究;第二,对污染行业转移的测算普遍基于区位熵,并未很好论证该方法的合理性;第三,运用动态空间计量及面板门限模型开展的相关实证研究较少。为此,本文在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及绿色技术效率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进行重新界定和测算,并运用中国30个省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自回归及面板门限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实际指导价值。


二、机理分析与研究设计


    (一)设定三个函数。为了考察环境规制及绿色技术效率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影响机理,需构建相互联系的三个函数:1.考虑存在两个地方政府分别负责各自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存在中央政府对各地区进行环保督查,并考虑放松环境管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给地方政府带来正效用,污染排放超出地区环境容量会受处罚等因素,由此设定污染排放不超标和超标时的地方政府效用函数;2.假设经济体以资本为主要投入进行生产,且存在污染资本与绿色资本两类资本。污染资本生产受环境规制制约且作为落后产能不存在技术进步,绿色资本的生产不受环境规制制约且作为新兴产能存在技术进步,在此基础上设定生产函数;3.根据地区的污染水平与污染资本存量成正比的原理设定污染函数。在设定三个函数的基础上,考察环境规制及绿色技术效率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影响机理。经过计量和数理分析,可总结两个理论命题:
  命题1: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需达到一定的绿色技术效率门槛。当绿色技术效率很低时,绿色技术效率及环境规制无法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产生显著影响。
  命题2:当绿色技术效率上升到一定水平后,绿色技术效率越高,环境规制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合理转移。
  (二)设计两种测算方法。为了更为科学、准确地考察环境规制及绿色技术效率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影响,有必要设计两种测算方法:
  1.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测算方法。对行业转移问题的测算,传统方法往往将某地区特定行业在全国产值中的比值减小视为区际转移,使用这种产值占比的变化来衡量该地区特定行业迁出。许多学者使用类似方法测算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但该做法存在一定的缺陷。鉴于我国区域产业发展与环境容量差异较大的事实,由中西部尤其是西部承接东部污染密集型行业,对各地区均利大于弊。因此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迁移不应仅以迁出量衡量,而需因地制宜设定合理的衡量指标。为此,本文在以 “地均污染排放量”衡量地区的环境容量的基础上,设计 “污染资本承接合理系数”的测算公式。与传统方法相比,这种算法以承接系数的正负号对污染资本转移的合理性进行校准,从而更有效地衡量了地区污染密集型行业迁移的合理水平。
  2.绿色技术效率的测算。DEA是学术界测算绿色技术效率普遍使用的方法。考虑到超效率模型可更好地比较各地区绿色技术效率符合实证研究需要,因此本 文 运 用 MAXDEA 软 件 并 基 于SUPER-DEA模型计算各地区的绿色技术效率。测算使用的产出变量为经济产出与环境污染,其中,以2000年为基期平减后的地区GDP表示经济产出,环境污染则作为测算绿色技术效率必须的非期望产出,它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垃圾污染,并以此三类污染物排放总量表示地区环境污染水平。投入变量包括资本、劳动力和能源。资本投入以2000年为基期平减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劳动力投入以地区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量表示,能源投入以地区年度消耗的标准煤数量表示。基于此,本文测算我国30个省2001-2014年的绿色技术效率水平,从各省绿色技术效率的年均指数来看,东部地区的绿色技术效率水平整体较高,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低,这也从一定层面体现了通过产业转移提升中西部地区技术经济水平的重要性与合理性。


三、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由于理论分析表明绿色技术效率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影响具有门限效应,因此需构建面板门限模型对这一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并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从回归结果可看出,当绿色技术效率系数小于门限值时,其回归结果不显著,表明此时的绿色技术效率无法对污染密集型行业合理转移产生影响,与理论命题 1相符;变量环境规制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此时的环境规制水平提升可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系数和显著性层面看,这种影响并不大。当绿色技术效率系数跨越门槛后,回归结果发生显著变化,此时绿色技术效率的系数高度显著为正,表明绿色技术效率的提高成为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合理转移的显著影响因素。而环境规制系数也高度显著为正,表明此时的环境规制水平提升也促进了污染密集型行业合理转移,这与理论命题2相符。
  从整体上看,面板门限模型的回归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但面板门限模型也存在一定的缺陷,该模型未能考虑到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空间效应,同时无法考察绿色技术效率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因此,本文同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以增加实证的稳健性。
  从模型的检验结果和自变量的回归结果看,绿色技术效率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影响确实存在门限效应。当绿色技术效率较低时,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愿意承担污染成本,以拉动经济增长,发达地区由于存在整体优势而对污染密集型资本形成吸引力,从而造成相关企业在东部地区集聚,因此绿色技术效率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随着发达地区技术进步及产业现代化带来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污染密集型行业对地方经济的意义逐渐减弱,且前期积累的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超出地区环境承载能力,最终迫使地方政府驱逐这些污染企业。相比之下,欠发达地区在经济效益的驱动下乐于接纳这些企业,因此产生绿色技术效率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效果。环境规制系数在两种模型中的表现相异,表明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影响同样存在以绿色技术为门槛的门限效应。当绿色技术效率较低时,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宁愿承担高昂的环境治理成本或冒着被中央政府惩罚的风险也要留住污染企业,此时环境规制对地方政府发展策略的影响较小。随着发达地区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地方政府从污染密集型行业中得到的经济收益逐渐小于执行中央环境政策带来的经济成本,而污染的加剧也使得治污的边际成本不断提升,因此环境规制开始产生排斥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效果。欠发达地区则由于产业发展水平低、环境容量还有富余,仍处于经济效益大于环境成本的状态,从而乐于接受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转入,最终在整体上形成环境规制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态势。也就是说,绿色技术效率较低时不存在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效率效应,而当绿色技术水平较高时,由于整体生产效率提高且环境规制成本加大,此时的环境规制水平提高迫使地方政府投入更多资源用于促进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依靠技术的高边际收入抵消环境规制的高边际成本,因而间接提高绿色技术效率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本文研究环境规制、绿色技术效率与污染密集型行业合理转移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上述因素对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影响存在以绿色技术效率为门槛的门限效应。在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进行重新测算的基础上,利用中国30个省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限模型及动态空间计量模型,以验证理论命题的正确性。实证结果表明,当绿色技术效率较低时,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效率的提升并不能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只有绿色技术效率水平达到门槛值以上时,绿色技术效率和环境规制才会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合理转移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基于理论及实证分析结果,为促进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合理转移,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 (1)由于西部地区环境容量尚有富余,又需引进资本和技术来发展当地经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因此中央政府应加大对污染密集型行业从东向西转移的支持力度。据此,应从宏观顶层设计层面出台相关政策,为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提供便利;从中观层面加强对地方政府相关行为的监管,为污染密集型行业东出西入扫清地方保护主义等区域性障碍;在微观层面为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转移提供税收及经济扶持。 (2)由于现阶段绿色技术效率的提升已经形成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有效机制,因此中央政府应要求东部地区政府加大提升绿色技术效率的相关投入,并从财政层面为绿色技术效率进步较快的地区提供财政支持或奖励机制。地方政府则应主动通过加大相关 R&D投入、增强第三产业及工业现代化发展等途径促进地区绿色技术效率的提升,以促使污染密集型企业主动迁移。 (3)环境规制不仅有助于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同时还会通过倒逼绿色技术效率提升进一步强化其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效应,因此中央政府应加大对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的管制力度,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积极效应;对西部地区则应制定适应性的环境规制政策,即不能因规制过于苛刻而对西部地区接纳污染密集型行业造成体制上的障碍,也不应完全以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为目的而过度放松环境规制,避免西部地区重走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本文原载于《财经论丛》2018年第二期,有删节)

(徐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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